1985年，在一批海外华人的推动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出炉，让自费出国留学成为可能。满心喜悦而又不乏惶恐的求学者怀揣着借来的机票钱、两手空空地登上飞往海外的飞机。一下飞机，他们便不得不将大部分课余时间交付于中国餐馆的洗碗池中。
就在那年3月，上过山下过乡并于高考恢复第一年考上大学的曾毅敏，因为有海外亲戚的担保，“兴奋而茫然”地来到了纽约。她除了在餐馆端过盘子，还在工厂缝过衣服……至今她仍记得那时囊中羞涩的煎熬，“走在街上，闻着面包店飘出的香味，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只好跑到麦当劳，悄悄拿起免费番茄酱，抹在没有黄油的面包上……”
上世纪90年代，一个叫“中介”的角色登上出国留学的舞台。留学中介几乎包揽了从联系学校到出国签证的一切事项，他们的“有求必应”和“无所不能”刺激了更多的自费留学生。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成了自费留学的新宠。
与此同时，一批高中毕业甚至初中毕业的小留学生也应运而生。有人说，他们缩短了自我独立的进程，也有人说，他们制造了一堆留学垃圾。在1996年读完高二便去新西兰求学的彭铮认为，过早地离家求学，的确让她迅速地成长，“但如果要我重新选择，我会选择读完大学再出去。那种孤寂与无助相伴的成长之痛，起码对我而言，并非一种财富。”
当人们拥抱新世纪的曙光时，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也完成了大学学业，开始了漂洋过海的旅程。只是，随着中国经济大环境和各人家庭支付能力的增强，新一代留学生的故事里少了许多曲折和艰辛，多了许多选择和色彩。他们的语言能力比上两代人更强，性格更为开朗，他们也少了许多为生存所作的挣扎。
他们的口头禅更多的是：“出国之后更爱国！”而祖国，也为他们准备了更多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留学生打算回国创业。
正当这批自费留学大军浩浩荡荡开赴海外之时，20年前在美国街头落魄的曾毅敏在美国加州创造了著名的 “硅谷神话”：她以650万美元注册的公司被思科公司以6500万美元收购。
像曾毅敏一样为“留下”而艰辛奋斗的留学生还有很多很多。只是，他们有的成功了，有的，还在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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