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开放最关键

　　我在17岁时被下放到一个没有公路、没有电灯、没有一间瓦房的地方插队。当时，我跟许多人一样以为注定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当然也没有想过将来要去国家部委、出国留学、当西方外交官、去跨国公司工作、自己创业。事实上，我连10年之后的生活都无法想象，当时高考已经停止，白天劳动非常辛苦，晚上学习不方便(没有电灯)，大家也看不起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虽然环境封闭了我的人生，但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做井底之蛙，如果不希望整个人生也被封闭，就必须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出于了解世界的渴望，我从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中省出钱来，自费订阅了《参考消息》等报刊，还经常徒步30多里去小镇搭车回城借书。除了文学书籍之外，还看一些当时所谓的“内部参考书”，如《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国与中国》等。白天屋内光线暗，我就在茅草屋顶挖洞、装玻璃，“借光”看书，晚上则听收音机播的新闻。我正是在报刊和收音机的新闻消息中感受到了政治词汇的变化，意识到字里行间散发的“解冻”气息，于是，我很早就开始了复习和自学。

　　一年半后，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我在离考试只有20多天时从理科转报文科。然而就算复习时间如此之短，我依然成为了全班50多名同学当中唯一考上大学的人。这不能不归功于我过去开放的心态，促使我读书看报听新闻，潜移默化地进行文科知识的积累。如果说“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那我得到当年机会之最大“准备”莫过于拥有开放的心态。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急遽变化的年代。

　　世界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美国次贷危机，中国跟着感冒发烧；南方发生雪灾，北京菜价跟着涨三成。中国民族企业的骄傲---联想的总部竟然是在美国，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地区几乎可称得上世界工厂，中国新经济领域著名的“新企业”背后大都有着海外风险投资的身影。我们也很难去区分商品的国界：一架美国波音747客机需约450万个零部件，这些零件来自6个国家成千上万的企业。

　　开放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时代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浪潮，早已席卷了整个中国，使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封闭的中国必须怀着彻底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

　　国家如此，社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心态是人的意识、观念、动机、情感、气质、兴趣等心理素质的综合体现，是人内心对各种信息刺激做出反应的趋向。这种趋向对人的思维、言行、情绪、思想都具有导向作用。

　　西方哲学家J·E·丁格说过，关键的不是我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而是我们的心态。

　　没有围墙的学校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读书时的惊讶。当时引起我惊讶的是一个很普通的细节：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被称为“加拿大的哈佛”，MBA教育排名加拿大第一、全球第十，但这所名校居然没有围墙，一座座古老的房子隐身于道路、树木、社区之间。

　　在国内，校门和门牌向来是攀比“硬实力”的重点。国内从中学到大学，鲜有不设围墙的学校，许多大专、中专、中学甚至采取封闭式管理。

　　后来，我游学欧美，发现不只是加拿大，美国、欧洲绝大部分学校都没有围墙，学校通常与社区融为一体，“哈佛园”可算是特例。

　　美国的国会和白宫，也只用灌木或者铁艺间隔，并不阻挡建筑与社区的融合以及游人的参观留影。这也让我常常想起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许多人常常问：中国学生为什么比西方学生普遍要听话、内向、被动、循规蹈矩、个性意识差、缺乏创造力？换句话说，为什么西方学生总要显得开放一些？“围墙”就是回答。

　　中国从封建时代到计划经济时代所积蓄的“围墙”文化，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有客观的体制原因，也有许多主观原因：譬如基于私利，许多个人、部门、企业希望通过“围墙”形成自己的垄断利益。

　　我在中国侨联华商会的会长会上，经常与燕京华侨大学的校长华生见面。他甚至把中国经济学的问题都归之于我称之的“围墙”文化，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主流，即缺乏标准和规范，缺乏什么是好什么是差的比较和评价。”原因是：“从老一代经济学家开始，大家都有小圈子。”并且，“如果只是搞小圈子，自己关起门来弹冠相庆，不同门派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中国就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主流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