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当时是因为在中国待不下去了，一没有钱，二没有地位，什么都没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都出去了，就会有一个对照：你在国内什么都不是，而他们在国外已经是留学生了。

　　主持人：一种从众的心理？

　　俞敏洪：是自重的心理。想要追上他们，人不能落后太多，尤其是原来在同一水平上。一比较就出来了。

　　主持人：你觉得只要出去就会改变这种差距？

　　俞敏洪：只要出去了就不一样，并不是说出去留学就是要当科学家实现某一个科学领域的研究什么的。至少他们在国外读大学，我也在国外读大学，大家是一样的。

　　主持人：现在90后一代在完成了高中的学习后，越来越多人放弃高考选择了留学。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俞敏洪：一个孩子在一个国家读完高中，对这个国家的文化和语言非常熟悉，尽管不一定深入。对中国的文化深入必须是大学毕业以后，真正进入社会工作以后才能感受。但是他毕竟已经奠定一个终身的基础，出去读大学的四年，如果再读三年研究生(论坛)，再工作两到三年，对西方的文化，对其它国家，不一定必然是西方，包括到日本留学，对留学所在地的文化和它的语言了解就变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因为语言交流的不畅通会直接导致人与人交流的不畅通，我深有体会。比如现在新东方是美国上市公司，新东方有很多国际合作者，我认为我的英文还是可以表达的，但是每次一见到外国人就害怕。害怕什么呢？你发现正规语言交流有一定的障碍，甭说生活语言和情感语言交流，真的有障碍。你出去跟他喝咖啡，去酒吧，就发现跟不上，他聊的主题跟你聊的主题完全不是这回事，我不知道徐小平、包凡一有没有这样的障碍，相信他们也有这样的障碍，障碍导致的结果是你深度交流缺乏，导致你最后一定是机会的丧失。我现在深深感受到新东方在我身上的机会丧失，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雇佣一个纯粹的老外，而且是一个犹太人，哈佛大学MBA毕业来新东方做企业发展的副总，要付很高工资。但是紧接着出现一个问题，不懂中国，当跟中国文化相冲撞的时候，他坚持的原则让你感觉到极其恼火，中国什么东西他都感觉有弹性，而西方的原则到中国的工作环境，让原则中间有弹性，弹性中有原则，弹性不超过原则，原则不压制弹性。假如书中有某一个出版社的一道题，我们觉得是很正常的引用，他觉得不行，严重违反知识产权，拿着书就到办公室跟我大吵一顿。但是根据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允许你用。他说你引用，你要注明是在什么地方引用，这又是一个冲突。当然我是接受这种冲突的。后来我想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到呢？我在1999年就把我的朋友的孩子送出去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现在发现他们跟西方人打交道一点障碍也没有，理解中国也一点障碍都没有，在中国工作，在西方工作，把两边的人糊弄起来一起工作，他们简直如鱼得水。这是从工作角度，不从中国未来发展的角度来讲，现在本科出去留学也成了一个确实是我认为非常正确的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