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后课程是自由选择的，我主要选修了经济、国际政治、法语和文学。

　　第一次上国际关系课时，我震惊于自己对背景常识如此缺乏，开始警觉到这门课不是当时想的那么容易过关。于是，我便开始了长达几个星期的历史政治恶补，最后居然也能在台上对中美关系侃侃而谈，用犀利的词锋回敬课堂上同学对台湾问题的质问，但国际关系课的两篇大论文——《全球化》与《中美关系》，还是让我在图书馆里废寝忘食了两个月。

　　宏观经济课的老教授更是当地出了名的杀手，果然他毫不留情地退回了我的第一次作业，要求重写。老教授上课时思维如天马行空，回去后不仅要自学原理，还得看完所有的课外文章。他的考试最为骇人，在二三十篇课外文章中随意挑选，要学生写分析性文章。大家不得不在开考前把一叠厚厚的文章彻头彻尾反复研读，不敢随意押宝。

　　我在美国最疯狂的时间便是临期末考试那三天，平均每天只能睡4小时。因为我选的4门课有3门都要大考，2门要交论文，而且时间紧接着，每一门课都有大量背景知识要温习。那个学期我还接了一份每周一、三、五清晨8点去经济系机房进行系统维护的兼职，不巧的是我忘了去改考试那几天的工作安排，结果最后哪里找得到人愿意替我上班，就不得不在那几天上夜班至半夜2点。现在想来都佩服自己的能量，要知道在那种通宵作业的情形下，早晨7点多起床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

　　当时学校又急于安排国际学生的暑期留宿，让我们在考试结束马上搬出原来房间。于是在晚上10点考完经济学后，我就通宵达旦把所有的东西整理装箱，而我的室友由于早早结束了她的课业与整理工作，在大厅里与其他人一起歌舞升平，洒遍一地的纸张跟窗外闪烁的霓虹就这样记载了我大三学期的最后一天。

　　在国内读书我谨小慎微，苛求完美；而在异国求学我却潇洒从容，无所羁绊。回首看看那时的我，对自己的英勇独立都惊讶至斯。在那炎炎暑假中，我为了多体会一点美国生活，推迟了回程的机票，一个人从中部飞到西部去参加国际学生的研讨会。加州虽然阳光灿烂，但对我当时来说却丝毫不见浪漫。研讨会在大洛山矶区附近的一个小型私立学院召开，我查了许多地图，问了许多人，才搭车到了离学校2公里的车站。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沿途见不到一个人，柏油马路干得直冒烟。我不得不拖着行李开始我的加州首站旅行。到了现场才发现自己居然是仅有的2名亚洲代表之一。更搞笑的是第一天晚上我被错误地安排住进了男生房间，组织者又恰好不在，那个从英国来的男生就打趣说不如你住下吧，我不介意的。我真想大笑。许多后来的故事也都很有趣，比如在夜晚的露天花园跟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和老师开讨论会，半夜在学校的排球场上开舞会，在附近的山丘中远足考察等等。

　　有人说，环境可以改变思维，真是有几分道理的。回到上海的我近来整理东西的时候，看着那些照片上自己的神情都不免觉得很陌生。在美国的日子是张扬放飞的，在上海找工作的几个月是令人骤然成熟收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