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无须讳言，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从金融到实体经济，从投资到消费，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放慢。但面向未来，全球经济会越来越开放，中国人民基本生活需求仍然有着巨大增长空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潜能无可限量，这为中国商学院的发展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经济危机下的商学院

　　陆雄文：总体而言，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于中国商学院发展而言，机会多于挑战。

　　无须讳言，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从金融到实体经济，从投资到消费，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放慢。但面向未来，全球经济会越来越开放，中国人民基本生活需求仍然有着巨大增长空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潜能无可限量，这为中国商学院的发展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我们的机遇主要有三点：

　　一、学术无国界、思想无国界，经济危机为我们提供了更好更多的研究课题，从经济、管理到道德、哲理层面。通过衰退时期的调整，经济回归理性，企业与企业管理人员也会更加成熟，对于管理学者而言，也可以更加安静下来，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这都可以为以后的经济重振作准备。

　　二、人才培养将更为社会所关注。危机对于企业家是一个教训，让他们开始重视对经济规律的把握和认识，经济越是平淡就越要读书。

　　三、有利于商学院实现进一步国际化，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大家的共同合作促使世界各地的商学院紧密联系，互相交流和合作，推动商学教育的全球化。

　　同时，挑战也是存在的，比如EMBA招生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企业捐款等社会物质支援不容易获得等。

　　商学院的发展历程

　　记者：从中国商学院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价值和贡献何在？

　　陆雄文：商学院的价值必须要置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真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的30年。商学院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步发展起来，其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先进思想的引入。

　　中国的改革开放、外国企业进入，尤其是市场化进程的启动与加快，需要整个社会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上进行改变与开放，以适应全球化商业时代的实践需要。为此，我们从一开始的引进思想、编译著作，到后来派遣老师到海外学习、进修，其实就是在进行思想知识的承接与转移、并最终本土化的工作。

　　二、专业人才的培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有很多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管理教育，无可否认，有的企业家的确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大浪淘沙以后，大家还是选择回到学校接受系统的专业教育。

　　与此同时，商学院也培养年轻的MBA，他们是各行各业的职业经理人，以其自身的知识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渐与国际水平接轨。

　　记者：请简要介绍一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发展历程和主要阶段。

　　陆雄文：对于复旦管理学院而言，我们的发展对应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从1977年筹建学院开始，我们的每一步发展都对应着改革三十年来的关键节点。

　　首先是在1984、1985年，城市经济改革逐步开展起来。我们为国家经委、上海市计委、经委组织的国有企业开设了“厂长经理培训班”。上海市很多干部当时都在这里接受系统的管理教育，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这批人才的培养对于我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做出了很大贡献。

　　1992年以后，上海浦东大发展，经济开始腾飞。我们也开始启动MBA教育，培养在职的职业经理人。当时有举办MBA学位教育资格的院校，全国只有9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大力促进国际化进程，尝试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工商管理学院合作，设立了国际MBA项目。这个项目的教学采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师都去斯隆管理学院接受培训，使我们的管理教育迈出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在此之后，我们又相继同挪威管理学院、香港大学合作创设了项目，逐步实现MBA教育的国际化。

　　接下来，1998年，政府开办“百人工程”，先后选派了一百多名富有潜力的干部到复旦管理学院接受专业系统培训，包括10个月的全脱产学习和10个月的海外学习。这使得我们进一步参与到上海市高级管理人才建设的进程中去。

　　2002年，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高速发展，一些成功的资深经理人和企业家迫切需要进行系统化的管理知识教育。为此，我们决定从美国引进国内尚未启动的EMBA教育。当时国家严格控制中外合作办学，由于我们选择的合作伙伴是美国久负盛名、并在EMBA教育领域卓有建树、位于圣路易斯市的华盛顿大学，我们最终说服了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给予我们支持和批准，并开始全方位借鉴、引进华盛顿大学的先进办学经验。

　　这一项目非常成功，在过去三年连续被英国权威的《金融时报》排名为全球前八位，复旦大学是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于其卓越的教育项目而进入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大学。

　　复旦商学院自身优势

　　记者：如今的商学院林林总总，复旦管理学院自身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陆雄文：我认为复旦管理学院有着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清醒先进的理念。

　　管理学院如果对自己的教育使命理解不深刻、不正确，就会产生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行为。复旦的使命是非常清楚的：扎根于进步的中国，培养深谙中国国情又具有全球视野的商业精英和社会领导者。对于这一使命，我们不只是说说，也在努力践行。比如我们开办EMBA教育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我们设置了很高的门槛，控制招生规模，不设奖学金、不给回扣。我们希望学生是为了真正获得知识和能力来学习，而不是为了一纸文凭。

　　精英教育的体现从门槛开始，一直到对教学质量的严格控制，对学生就业的指导。我们是全国唯一连续多年开展学生满意度研究的商学院，由此来持续改善教学水平。我们也是全国第一家设立职业发展中心的学院，积极帮助学生找到合适的实习与工作机会。

　　二、对国际化的注重。

　　我们的国际化开始得很早，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送老师到海外学习，上世纪90年代中开始进入了高峰时期。我们期望进行的是“本土国际化”，也就是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水准的本土人才。除此之外，我们也开展了很多国际合作项目，与MIT、香港大学、华盛顿大学、挪威管理学院、以及今年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韩国高丽大学等设立合作学位项目。合作办学把国际先进的课程和理念引到了中国，也有利于提升自己教师的国际竞争力。

　　国际化路径和策略，并不是最终目的，我们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精英和业界领袖。

　　三、学科兼容的优势。

　　作为一所商学院，我们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学科完整，兼容并蓄。凭借着复旦大学百年的人文底蕴，我们还把人文教育与管理教育融合在一起。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就完成了师资的专业化转换，自此以后绝大部分新任教师都是科班出身。我们也最早在全国高校中规定只有博士生才有资格留校。

　　四、上海的地理优势。

　　全球最好的商学院都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上海作为成长中的亚洲经济中心，其广阔的市场需要和多方面的社会支持，以及开放自由的氛围，都给了我们极大的发展动力和空间。

　　建立东方管理思想体系

　　记者：近代以来，中国引进了大量西方思想。对于如今的中国社会而言，西方管理思想是否真的具有绝对主导性？东方自身的管理思想如何发展？

　　陆雄文：任何理论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西方管理理论也没有成熟到可以解决一切管理问题的程度。最好的局面应该是学术百家争鸣，我们当然也可以自成一家。以苏东水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致力于东方管理学的研究和推广，力求建构起不同于西方管理思想的中国特色管理体系，他们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

　　东方管理学基于儒道哲学，由此衍伸发展，这些精神要素在中国早期的商界已经有所体现，但如何更完善地体现在现代商业中，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东方管理思想如何走向国际、被更多的人接受，与国外形成交流与碰撞，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很多问题都在变化，新问题也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管理思想的建构与发展都面临很大机遇，也会有很多困难，其发展需要时间。

　　从趋势上讲，东西方管理思想需要相互交流、借鉴，对于一些最基础的人性认识和管理命题，世界已经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