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院市场化能走多远？

　　主持人：最近，各所名校相继对MBA教育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院长钱颖一教授特别提出MBA要上足“软课程”，张院长一定也一直在思考类似的问题。

　　张新民：MBA教育在中国开始于1991年，到现在有17年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短的进程。由于MBA教育在中国发展得太快，从一开始到现在，指责、不满或者议论、诟病是非常多的，这也很正常。

　　我也关注到了清华大学MBA改革的动向，这项改革在中国的商学院教育里面，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刻，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清华大学改革的几个模块中，很大的一块是“软课程”，软课程包括领导力、沟通能力等等，很显然，他们充分重视素质的培养。但是我觉得一个课程体系真正的价值不仅在于概念和模块的运用，更多的在于我们如何在实践中恰当地把它实施，真正把我们的一些理念和课程设计转化成产品的竞争力， MBA学生学了以后，确实能够发挥出应有的、管理上的作用。

　　潘杰客：在国外申请MBA，最看重的就是你是否具备领导力，或者说你是否具备领导力的潜力。我认为钱颖一院长现在开始在清华大学提出这个“软课程”，我觉得肯定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什么呢？因为体制改不了，师资改不了，生源改不了，很多事情都改不了，于是只好从教学的内容上去改。

　　17年前，MBA刚刚兴起，许多教授就开始登台上课了，对于这些教授，我不敢说没有一个懂管理，但绝大多数不懂企业管理，这些人培养的MBA学生毕业后怎么可能适应市场？从改革上讲，MBA真正要培养的就是领导力，沟通能力。

　　我觉得中国的MBA教育走了17年，现在开始说要进行改革了，太晚了，因为整个中国的MBA的教育在全世界来说是非常非常落后的，这个结论是我个人的感受。我经常在一些高校演讲，学生一提问题我就知道学生的水平，而我们MBA的学生基本上不提问题，他没有这种智慧，没有那种知识能力，就提不出问题来。当然这里有很多因素，有师资的问题，有生源的问题，有教学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警惕“海归讹诈”

　　主持人：中国的商学院院长可能有很多无奈之举，所以，我们谈到目前只有从课程的改革来率先入手。刚才也谈到了师资问题，师资的问题是很难办的问题吗？

　　张新民：我觉得潘杰客很理解我们的实际，我们这种国有大学商学院里边有一些东西是破不了的，但是我们也有一定的作为空间。

　　先说受限制的地方。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为了指导各个学校的MBA教育的规范性，有一个核心课的清单，中国的MBA必须上这些课。这对我们这些历史比较悠久的商学院来讲，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对新学校一定是问题。你必须让这些学校上这些课，否则的话什么特色全出来了。规范化是一个方面，是一种必要性，但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的束缚性，好多学校不敢在这上面动脑筋，现在只有对自己有信心的学校像清华才敢这样做。

　　另外一个框框就是我们在人事管理方面的限制，比如我们现在强调国际化，本土化的师资怎么能成为国际化的师资？目前的方法是大量的引进。比如现在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我猜测他的“海归率”应该在60%以上，清华大学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每个学校都在做，我们学校也在做这样一个努力。但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我们必须要保证组织的和谐。西安有一个大学做了非常激进的改革，把不符合学院发展方向的老师最大程度地不让他在本校里发展，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不和谐因素就很多。一个组织经常是不和谐的，也就是有问题的，甚至于内部的争斗可能就会非常严重，你还怎么搞学科建设？

　　潘杰客：国外的解决之道是商学院办学的社会化。比如说哈佛大学，你很少能看到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在其职称前头不加一个前置词的，比如叫张三，他是福特基金会教授，也就是说这个教授接受了福特基金会的钱，而不是哈佛大学的钱；另一个教授是IBM的教授，表明是IBM捐的钱，这就是社会办教育。咱们这些教授如果全都拿国家的钱，它肯定要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你这个商学院教授的薪水那么高，我这个商学院怎么能拿这么低？另外，“海归率”不能说明问题，海归的质量说明问题，如果这些海归里都是非常优秀的教授，即使“海归率”低一点也没有关系。我知道的有些人在美国还什么都不是，连研究员都不是，到了中国就从副院长开始做起。其实这些人在美国都不是优秀的，在国际上更不是优秀的，也不能说一个人毕业于名校，就说明他就是优秀的。

　　张新民：有一个东南亚国家商学院的教授，这个教授在他所在的那个学校应该说基本上混不下去了，为什么呢？他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在中国的一些大学来看还不错，很多学校也需要一些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的支撑，以展示他们的国际化质量。但是这个人为什么在原来的学校混不下去呢？因为他今天发表这样的文章，明天发表那样的文章，最后你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的研究领域很发散。

　　这个时候他来到北京，目前在中国一个著名商学院里做教授，而且还真找到了不错的位置。

　　这使我想起我最近经常讲的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海归讹诈”。我并不是说海归都讹诈，而是存在一种现象：有的人说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发表过什么样的文章，要我吗？你得满足我的条件！

　　在目前这个阶段商学院一定会有看走眼的时候，但是实际上我也跟您强调一下，我们过去几年引进的海归里边还是有一些发挥了很不错的作用。所以我们还要强调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总体来讲，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经济总量、经济水平还处于我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是第三世界的这样一个国家里面，在多大范围之内可以或者能够追求所谓的国际一流？

　　主持人：刚才讨论中提了一个思路，就是社会来资助办学。这一条路径在目前大学的改革里面能够走多远？

　　张新民：从我们现在普遍的情况来看，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有了钱以后捐助教育的氛围。几年以前，中国内地的企业家捐资教育最大的一笔钱不是捐给了中国，而是捐给了伦敦商学院，这个事情说明什么概念呢？说明我们的形象可能还不足以让我们的企业家们、社会精英们真正心甘情愿地捐钱。

　　主持人：在这种情况下，商学院的院长就会面临很多难题，一方面，商学院要实现较高的国际化率，或称为“海归率”，但是另一方面，海外的师资要求的薪水待遇又很高，我们的体制又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不是也是造成目前商学院对MBA和EMBA收费标准越来越高的原因？有些商学院甚至不太考虑学生的领导潜力，只要他能够交得起钱，就把他录进来，成为学校弥补财务支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张新民：目前的管理体制是：政府为各个高校招收的MBA和EMBA人数制定了指标。这就要求我们也必须有相对规模的招生。学校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是不是要降低质量和标准？这个情况应该说是我们现在的MBA教育和EMBA教育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现在大量的学生首先去报清华、北大，很多学校就没有人报；虽然没有人报，但他又有这个计划，比如说一年要招150人等等。结果清华、北大就可以通过加大面试范围，挑选出相对优秀的学生，而把其他生源让给了其他学校。这就保证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的生源质量应该是不错的。

　　但是有些学校一年招150人，但是，过线人数只有20个，这20个人他敢不敢淘汰？我看就难了。

　　潘杰客：其实美国的MBA教育，除了那些顶级常青藤20名排名以内的，大多数学校还是按照市场规律走的，就是说你交钱，我基本上就会让你进。比如说哈佛商学院，它的录取率可能是10个报名人中，只录取2个到3个，有些差一点的学校，10个人报名，50%被录取，再差一点的学校，70%、80%都录取，要钱的那些学校报一个就录取一个，但是怎么样保证他的质量呢？有一个全美协会，这个协会不仅管MBA，还管企业管理方面的教育，还管本科的教育，它掌握着所有学生的信息，一个学校好不好一目了然，这就是信息公开、透明的好处。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当前中国MBA教育的弊端，作为国内一流商学院的院长，张院长能否简要而集中地谈一谈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今后在MBA教育方面的一些思考。

　　张新民：我们办MBA大概14年，是第二批MBA院校，14年里我们大概两年改一次，调整一次教学计划，教学计划经过逐渐调整越来越清晰，这个清晰是指什么呢？就是首先你必须瞄准学院的定位——我们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这个外实际上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内涵，我们外经贸大学应该是一个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基地。在这种定位的基础之上，我们首先应该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全球化的视野，通过国际化课程，包括语言、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等，保证国际化的方向。

　　其次就是所谓的专业化。我们说从基层做起的人一定要有一技之长，但是做到最高领导人的时候，在很高的岗位上，就是考验领导力的问题了，但是，领导人在一开始一定是技能性问题，是从基层做起的，或者从基本的管理层次做起的，应该有一定的技能在里面。我们注重两大方面技能的培养，第一个方面是财务、会计和金融，这三点是我们非常强的一个特色，任何企业都离不开这些专业知识。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营销和管理。比如说两个企业家见面，没有人会问：你这次战略调了没有？谁给你做的战略？好使吗？一定会谈金融危机对你融资有没有影响，金融危机对你的产品市场有没有影响，就两个问题，一个是财务问题，金融问题，一个是营销问题，所以我们强调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强，在这“两手”强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国际化应该说才更有它的魅力，同时也更能显示出它的实力。

　　所以我们强化的就是我们要以特色为基础、以定位为基础的这样一种课程体系的优化，进一步的优化，不断的优化，这是我们现在改革的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