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9日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轿车文明批判》。当年11月8日樊纲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轿车文明辨析》驳斥。我在11月8日早晨读到樊纲批评我的文章后,在12个小时内完成了一篇反击文章《消费主义批判》,发表在1994年11月24日的《中国市场经济报》上面,文中我反驳了樊纲文中每一节的观点。1995年,北京电视台分别采访我和樊纲,然后将两人就同一问题的回答剪接在一起。这个节目收视率颇高,影响极大。
三篇文章,加上一场背对背(非面对面)的电视辩论后,樊纲高挂免战牌,对轿车问题噤若寒蝉。我则写了几十篇交通问题的大小文章,接受过中国各地电视台,乃至德国电视台、日本汽车业资深记者关于轿车问题的采访,被聘请担任北京市政府交通问题顾问。北京电视台2005年为纪念当年郑也夫与樊纲火爆京城的轿车辩论,打算再做一期节目,因请不来樊纲,只好我唱独角戏。
我为什么对14年前的争论如此在意？个人荣誉岂是小事,社会历史更须澄清。如果14年前是私车的辩护者们大获全胜,以后私车一发不止亦情有可原。但如果当时反对发展私车的言论占压倒优势,私车却与时俱进,今人则要深长思之了。我过后说过多次:言论上我们占上风,但地面(指马路)是人家(指汽车商)的。为什么？世界不是书生,而是权势者掌控的。我的朋友沈原极力鼓吹公共社会学。该学说的创始人布罗维说: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参与社会的方式是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当代公共社会学家则是身体力行地加入地方活动,加入社会运动。读后如梦方醒。我们讲大道理的同时,更该做的是以普通纳税人的身份,要求政府对有车族征收合理的修路养路费,定出合理的油价。大道理人家不爱听,觉得大而无当,说上一百遍自己先烦死了。小道理关乎私人利益——凭什么我们无车族缴纳的税补贴给了有车族,说上一千遍管理者也只好听着,不解决还会说一万遍。这是推动社会政策改善的不二法门。（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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